楊仁山居士與金陵及刻經處

admin

高樓林立的南京市中心新街口，有一處別樣的古式庭院，這就是海內外著名，創立於1866年的佛教文化機構、非物質文化遺產及文物保護單位——金陵刻經處。

座落在鬧市淮海路上的金陵刻經處，門口人來人往，車水馬龍，但過往的人們總難免心生疑竇：這到底是一個什麼處所？名稱讓人不得其詳，而一帶院牆圍著的古式院落，又似乎與此紅塵擾攘的世界隔絕，更多幾許神秘。

然而，當你走進了金陵刻經處，了解了金陵刻經處，就會有一種不一樣的神聖感油然而生——那是真正的佛經的聖殿！

楊仁山的夢想

金陵刻經處創辦人楊仁山（1837——1911），美國漢學家維慈稱之為「近代中國佛教復興之父」，遠觀其勢，當代人也會多以傳統眼光視之，但殊不知在當時諸如譚嗣同、梁啟超等社會精英眼中，楊仁山卻是一個「中學西學」、「新學舊學」兼通的人物。

確實，楊仁山可謂近代中國第一批真正走出去看世界的人物。他先後隨曾紀澤、劉芝田出使英法，前後兩次，共計六年。考察西方，不僅讓他對西方科技產生了濃厚興趣，甚至買回許多西方科技儀器幫助時務學堂辦新學，而且產生了當時乃至後來中國都難以產生的深刻的思想認識。

楊仁山夢想：「就目前世界論之，支那之衰壞極矣。有志之士，熱腸百轉，痛其江河日下，不能振興。然揣度形勢，不出百年，必與歐美諸國，並駕齊驅。」

孤寂的先覺者的篳路藍縷

晚清中國佛教衰敝之極，學佛信眾幾乎一經難求。 1865年，楊仁山初至南京。此前病後閱讀佛典《大乘起信論》而對佛法發生興趣、產生信仰的楊仁山，來到南京便搜求佛典，但也僅購得經書數種。

1866年，楊仁山攜全家移居南京，參與經過十年戰火後的城市恢復工作，主持江寧工程。

戰火過後的南京，佛教文物典籍損毀殆盡，甚至連最常見的佛經如《無量壽經》等也難以找到。他與同事王梅叔，深研佛學，兩人志同道合，經常在一起切磋，對此佛法衰敝、經書難覓的境況，深感痛惜。他又與曹鏡初等交游，共同討論弘法事業，認為當此末法時代，只有佛教經典廣為流傳，才能光大佛法，普濟眾生，便發起創辦金陵刻經處。

1866年，金陵刻經處成立，首刊《淨土四經》，開始了印經以弘法、弘法以利生的事業。楊仁山約志同道合者十人，草訂章程，募刻佛藏。刻經經費除發起人按月認捐外，派人外出勸募。刻經處初創時期，設寫手一人，刻手七人，主僧一人，香火兩人。楊仁山「日則董理工程，夜則潛心佛學，校勘刻印而外，或誦經念佛，或靜坐作觀，往往至漏盡就寢。」

楊仁山身兼數職，有礙學佛，1873年，遂摒去世事，擬專志刻經弘法。楊仁山泛舟游歷江浙，禮阿育王寺佛舍利，朝普陀山梵音洞，聽聞蘇州洞庭西山有古寺，想必有舊經古籍，便又前往搜尋，無所得，而旅資短缺，幾不能歸。時家計也發生困難，即復就江寧籌防局工作。1875年，去漢口經營鹽局工程。

1878年，楊仁山隨曾紀澤出使英、法，在英國博物館見到國內遍尋不得的我國古本佛經，異常感慨，刻經弘法的決心更加堅定。1881年6月30日，在倫敦日人末松謙澄寓所，楊仁山見到了在牛津大學研究梵文的日本真宗學者南條文雄，第二天晚上又約見於中國公使館，「奇談頗多」。楊仁山與南條文雄相互探討佛學，相契甚深，結道誼之交。南條文雄贈與楊仁山梵文本《大雲輪請雨經》，從此，他們經常互贈經書，往來切磋。楊仁山歸國後，還時常托南條在日本購書，前後共購得中國隋唐古德遺著300種左右，其中不少在中國早已經失傳。

正是本著復興整個中國佛教以振興中華的宏誓悲願，四處尋覓，上下求索，楊仁山居士創辦金陵刻經處刻印經籍，具有了可以標舉時代的風範。

近代中國思想的「伏流」

金陵刻經處刻印經籍立義高，以弘法布教為目標，所印經籍全部重新加以句逗、分段和校勘，使版本更加精審，更加便於學人讀解，也使經義得到了更加清晰的呈現，義學振興有據。

金陵刻經處刻印經籍簡擇嚴，對文義淺俗、迷信附會之書以及偽經偽論嚴格簡別，從經籍源頭上杜絕了相似佛法的泛濫，保證了佛教正法的弘揚。

金陵刻經處刻印經籍涵蓋廣，不拘一宗一派，特別是楊仁山居士通過南條文雄，從日本尋回中國宋元以後，失傳的隋唐古德著述三百多種，擇其精要刻印流通，使三論宗、唯識學等宗派得以舊義復明、宗旨重光、絕學恢復，近代中國佛教也從此走上各大宗派全面復興之路。金陵刻經處高立義、嚴簡擇、廣涵蓋，刻印經籍，流布經教，為近代中國佛教的復興，提供了可靠的經典依據，也是近代中國佛教得以復興的基礎。

為進一步復興佛教，楊仁山又在金陵刻經處創設祗洹精舍、佛學研究會，大興講學、研究之風。

1907年，與斯里蘭卡人達摩波羅，創辦摩訶菩提會復興印度佛教相呼應，楊仁山得到陳三立等的支持，在金陵刻經處創辦僧學堂祗洹精舍。楊仁山自編教材，自任佛學講席，聘蘇曼殊教英文、梵文，以期學子兼通中西，可以在世界範圍內弘揚佛教。太虛法師前來入學，脫穎而出，進而倡導佛教改革運動，其導源正在於此。

1910年，楊仁山發起在金陵刻經處設立了佛學研究會，被推為會長，每半月講經一次，每月開會一次，從事講論不息。

楊仁山創辦金陵刻經處，設立祗洹精舍、佛學研究會，同道由刻經而朝夕丹鉛，感發講學、研究的興趣，復以研究指導印經，反復增進。

楊仁山門下多才，譚嗣同擅華嚴，桂伯華擅密宗，黎端甫擅三論，唯識學則有歐陽竟無、李證剛、梅光羲、蒯若木等，開居士佛教先河。金陵刻經處成為佛教文化重鎮，影響近現代社會至深，被！梁啟超論為近代以來中國思想的「伏流」。

經版所在，遺體所在

金陵刻經處創建百餘年來，屢經興衰而慧燈不熄。

初創時期的金陵刻經處條件十分艱苦，甚至沒有自己的固定場所，開始以南京市內北極閣房舍為址，後被人覬覦起紛爭，不得不遷往常府街楊仁山寓所，進而又隨著楊仁山寓所遷往花牌樓。

1897年，楊仁山築室於延齡巷。新居院落佔地六畝多，有房屋60多間，金陵刻經處也隨之遷往，從此才固定了下來。

楊仁山的起居室在院落的西部。起居室的前面有池塘，四周植柳，取唐人詩意，命名為「深柳堂」，學者因以「深柳大師」稱居士。此處也是楊仁山校經、著述、授學的地方。

堂分三間，東間是臥室，中間是會客室，西間是書房。是年夏天，楊母孫氏卒，三年服闋，仁山對三個兒子說：「我自28歲得聞佛法，時欲出家，徒以有老母在，未獲如願，今老母壽終，自身亦已衰邁，不復能持出家律儀矣。汝等均已年壯，生齒日繁，應各自謀生計，分炊度日，所置房屋，作為十方公產，以後毋以世事累我。」

1901年，為了讓金陵刻經處有一個永久固定的場所，楊仁山命其三子立了「分家筆據」，將住宅房屋60多間並宅基地六畝多，悉數捐給了金陵刻經處，永作刻經、藏版、流通之所。但是，為了支撐刻經事業而歷年所欠三千八百一十兩銀債務，則命由三房分擔償還。

楊仁山居士築室延齡巷，捨室為法，金陵刻經處有了永久場所，刻經弘法事業更好地開展，影響日隆。

1896年，譚嗣同在南京候補江蘇知府，不願與腐敗官府周旋，聞知南京城內有楊仁山先生學問博而德行高，便欣然來到金陵刻經處，向楊仁山居士執弟子禮，研習佛學、新學，著成其代表作《仁學》，以佛教理念鎔鑄新學，提倡變法維新，轟動一時，肇始了佛學對當時社會思潮，乃至社會變革的深刻影響。

譚嗣同離寧赴京參與戊戌變法，將其一套紅木桌椅送與楊仁山，並將楊仁山一子帶去北京求學，以答謝師恩。戊戌變法失敗，譚嗣同引頸就戮，決志為法捐軀，楊仁山之子也欲同往就義，譚嗣同以獻身變法為己之使命，而侍奉孝養其父為其使命相催促，將其趕離了危險境地。

譚嗣同等「六君子」被殺，戊戌變法失敗，維新黨人被追查，楊仁山作為譚嗣同的「佛學導師」，金陵刻經處作為譚嗣同著述維新著作《仁學》的地方，自然難免被查。幸而楊仁山在官場上層多有交往，早已得到消息，將有關材料悉數處理，來查抄的官兵也只是轉悠了一圈，做個樣子便走了，金陵刻經處得以躲過一劫。

1911年10月8日下午，楊仁山去世。

當天上午，他還與同人詳論刻經諸務。當聽說又覓得古本注釋數種，歡喜不已，說：「予幸得聞此書之存也。」

為了能永遠守護著金陵刻經處，楊仁山突破中國人從不將遺體葬於家中的傳統，遺囑「經版所在，遺體所在」。遵其遺囑，他的弟子門人在刻經處深柳堂後、經版房前為其建塔安葬。

1918年，楊仁山居士之塔竣工。楊仁山居士之塔巍巍聳立，肅穆莊嚴，向我們昭示著楊居士創辦金陵刻經處、復興中國佛教的無量功德。

  內容來源 :   騰訊佛學  
   網站連結 ： http://goo.gl/68SOmg